中国科学水平还有很大改善空间
我对中国科学远景很乐观,但对现状很担忧。一般来说,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脱贫。但不争的事实是——重大的科学工作少,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。在科学基础薄弱时,中国的技术发展绝大部分依赖国外技术,中国科学界培养了一批人,其中部分参与产业,跟踪国外的科学技术发明,同时微调某些工艺作为创新。
所以,孙中山先生“同志仍需努力”对我们今天的科学界仍然合适。
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。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,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,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,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。
美国科学家的比喻:面包与面包屑
1883年,美国科学家罗兰在美国《科学》杂志上撰文,有几句话非常刺激。他说,“我时常被问及,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何者对世界更重要,为了应用科学,科学本身必须存在,如停止科学的进步,只留意其应用,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,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,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,却从未追问过原理,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。中国人知道火药应用已经若干世纪,如果正确探索其原理,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,甚至物理学。因为没有寻根问底,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。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。当其他国家在竞赛中领先时,我们国家(美国)能满足于袖手旁观吗?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,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?不要忘记,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。”
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
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?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,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。那年,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,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,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。
人均GDP为世界第一的瑞士,国家很小,却重视科学,有21位自然科学的诺奖获得者。在生命科学领域,瑞士有较多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十强,大药厂Novartis(诺华)年销售500亿美元,年利润100多亿美元,而年研发经费是80亿美元——这个数字可能超过全中国对生物医药研发和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。
最近媒体报道,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。英国《自然》杂志为了赚钱,近年出版《Nature Communiacation》,前几年另一国外出版社出版了《Plos One》,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,大量收到中国的投稿,它们不代表中国科学的水平有所提高,仅是低水平论文数量增加而已。
以量取胜会沦为仅做“辅助工作”
当代中国科学研究与近代的辉煌期相比有距离。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是西南联大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年代;应用方面的高峰,1960年代有两弹一星,1970年代,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、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张亭栋的砒霜治疗白血病,都优于现在。
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,我们也有距离。过去几年,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%的速度在增加,两倍于GDP增速。有部分实验室,不少硬件已经超过国外,有些单位竟然以买断国外某种仪器而成为国际突出。经费增加后,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,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。在科学领域,数量第二、数量第一都不重要,最重要的是质量。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比差越大,问题就越大。数量提高以后质量提高,其间有个过渡,不是不可以,只是不能以数量为目标。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中,质量和高度特别重要。从科学来讲,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,其他人只是辅助者;从应用专利而言,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,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。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,数量常为质量“打工”。
中国今天科学研究的水平也低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。在应用方面,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,改善人类健康,并从目前大量的加工、拷贝、山寨、盗版的初级阶段,走向自主创新,从而对得起纳税人提出的合理要求。
所以从以上四方面看,中国科学、中国科学界整体仍面临挑战。
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可以改革
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良性发展,体制、人才和经费是三要素。人才,过去几十年大量培养;经费,近年大量增加;体制则亟需改革。
1949年至今体制在不断变化
纵观中国现行科研体制,由于历史原因,某阶段内有过设计,但总体并未完整规划。中国现行的科学体制,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、1929年的北平研究院开始,那时除数学外,大学科研不够系统、不成规模。1949年,中国科学院成立,将中研院南京和上海的研究所,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部分私立研究所重组,中国科学有了相当规模。中国科学院在成立的前十几年是任务带科学,针对某项国家需求成立相应的研究所。人才和结构由当时国家急需的应用目标所确定。到1970年代,周恩来总理已想过如何改变,不过那时没有机遇。
1978年,全国科学大会召开。从中国科学院分出的一个机构成长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,大学的科学研究不断增长。1985年,国家发布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。1990年代后,国家推出了各种计划,特别是1997年科学院的知识创新体系和1998年的高校建985世界一流大学,这些对中国科学体制改革都有很大的触动。
延迟了7年的科改讨论今年启动
2005年有一批刊物、一批人准备好了文章,以纪念科技体制改革20周年并讨论如何推动中国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。因为我、鲁白、邹承鲁于2004年11月在《自然》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,有关部委通过关系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,上版的文章被撤下。而近年很不一样,国家希望推动改革科技体制。施一公和我于2010年在《科学》杂志发表的英文文章,几天之内国家领导就批示六个主要部委,要求它们提出改革的应对。经过多方面准备,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,因此,延迟了7年的科技体制改革,有望有较大推进。
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,我相信,在四个层面——国家的宏观决策、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、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。其中部分重要问题,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。如果我们能够集思广益,理性地讨论和设计,逐渐在多个层面、多个领域进行渐进式的改革,我相信会有成果。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,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,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。
北生所八年实践是成功范例
这里举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(NIBS)的成功例子。
在中组部、科技部、北京市支持下,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,于2004年建立了北生所,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,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大陆华人科学家。该所改革了体制,探讨了在中国可行的录用、支持、评审机制,8年实践中在论文发表、科学发现、应用、人才培养、国际同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,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。
美国资助竞争性最强的休斯医学研究所(HHMI),今年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科学家,每人获几十万美元。全球共27位获得资助,中国有7位,4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。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,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生命科学半壁江山,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。
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,当时是突出的。2012年其他研究性质相同、相当规模的研究所(如科学院遗传发育所、生物物理所)经费已是3亿到4亿,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,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,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北生所的体制,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,即使钱很多,效率也低,这是活生生的对比。
今天,对国家来说,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、切实可行、实践了8年的中国本土的改革成果。2007年,中组部、科技部、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科研界推广,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。但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,遇到很多阻力和负面评价。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,为什么会有争议?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斥其他体系;一种是中国式妒忌,一些人认为自己曾在中国国情中“滚过爬过”,北生所为何免灾?还有是南郭先生心态,怕新体制下显出其原形。
国家当然会继续支持北生所,但因为很多人不实事求是的反对,改革得不到推广,其他机构就无法受益于好体制。
所以我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不同场合讨论改革,支持改革,实施改革,而不是描黑、反对和阻碍自己明知是好的体制改革。
海归应该积极成为改革主力军
我从1995年开始参与一些国内工作,见证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。2007年9月我回国任职北大生命科学院,做了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,对此我另有文章总结过。
多年来,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学有过很多的作用。今天,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。因此,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,而是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。
相比较而言,我们“文革”后大学生的海归们要向“文革”前大学生留学归来者学习,他们回国后个人待遇一度很差,据悉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从瑞典回国,四口之家在北京只有11平方米的住所。但他们做了大量工作,并且做人处事相当有自尊。
“文革”后的大学生回国后质量参差不齐,包括带来不少负面形象,以至我们要以行动扭转海归在中国科学界的负面形象。无论海归、非海归,都应该继承中国优秀先贤的德性——坚持原则,为人正派。我们回国要适应该适应的,但如果与不良习俗合流,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。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,助推改革。
不能因意见不一致就不作为
无论在什么岗位,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。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,即使单个海归学者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、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,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。有一种现象很普遍,但需要纠正。科技教育界95%的人都说支持改革,怎么改革?很多人想法不一。还有90%的人,一听说具体某人、某项目要改革,就开始说风凉话设置一些软性阻力。结果是,人人高喊改革,但很少人改革,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。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,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,费用平分,还会获得鼓掌,但没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。
我这5年的体会是,其实在任何层面,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。无论是国家,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,对改革坚定支持。常常是基层的科研、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,有一劳永逸的倾向;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,教育需要改革,并非教育部不准做。我咨询了多个政策,学校批准即可实施,但院系负责人、老师不愿意尝试,或害怕造成矛盾,或怕工作加压,或怕承担责任,等等。
另外,还要敢于做没有共识的改革。我在北大做教学改革时,每个老师有不同看法,这很正常。应择其部分予以推动,而非意见不一致便不作为。
许多海归回来后处于制度设计者的角色,千万不要设计漏洞为自己谋利,或者自己不执行,这都是假改革,最后可能还不如不改革。
海归要坚持原则、扎实工作
我认为,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,一是在国内环境中,为人要坚持原则,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,工作要扎实。我相信,只要我们坚持,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,即使近50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,但近30年之内,必定会出现在应用和基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。某种程度而言,要通过自己的工作,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,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。
我相信几十年后,中国科学界的人会笑话今天我和鲁白的一些言论,说你们这也是改革?那是常识——为人自尊一点,做事扎实一点。
罗兰曾说,“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,为了国家的富强,为了全世界的利益,我们应该形成一套能够真正衡量人或事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体系,把头脑中所有高尚和高贵的思想放在前面,把所有对科学发展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,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我相信这句话也适用于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中国科学界,可以把他说的“评价体系”改为“科学体制”。
科学对未来中国一百年很重要
对于很多家长和年轻学生,对于很多要离开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人,我想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应Barbara Walters的问话,奥巴马说,最好的工作是在科学和工程界。
不仅一百年前美国的科学家呼吁重视科学,今天的美国总统也重视科学。在中国青年纷纷要投入金融、娱乐、服务业的时代,应该清晰地阐明,科学不仅对于一百年来的美国很重要,对至少未来一百年的中国肯定也很重要。海归、非海归的科学家,特别是影响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,大家应当联合起来,努力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,培养优秀的本土人才,支持他们的工作,一起做出美丽的科学。
1,饶毅的演讲尖锐、诚恳
2,鲁白的发言引人深思
3,讲座吸引了近300名海归人士、科研工作者、高校师生以及关注科研改革的普通市民出席,“提问环节”气氛热烈
来源:文汇报
希望能有人仔细读完!